[21] 总之，行政首长对于其管辖范围内的所有行政事务享有支配权，行政批示属于负责人个人意志外化的结果，经过行政批示程序环节，负责人的个人意志转化为行政机关的意志。
如果没有这些物质基础，则空言法政改革不足以抵御外患：是则虽举国之学校已开，法律已改，官制新定，译书遍野，农商并辟，理财有术，议院大成，国民皆得自由，士人皆通外学，才俊如林，雄杰满野，岂能以肉薄而御一分时六百响之炮乎？[81]因此，对于当时国内立宪派极力鼓吹的定宪法、开国会主张，康氏并未在此时积极响应。在军事组织方面，俄国军官是贵族出身的特权阶层，而士兵则多来自未受教育的农民，两者之间几乎毫无流动性可言。
[84]参见康有为，见前注[80]，第99页。立宪国胜专制国一说，在促使清廷接受改革倡议，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并最终宣布仿行立宪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已经为清史学、中国立宪史或政治史学、中国报业史学、军事史学等领域的学者所公认。《东方杂志》中的相关论述者此时已经能够初步意识到，民族国家的富强不能仅仅停留于统一意志、爱国心等精神性层面，而且应当落实于物质和制度层面。在上文已提及的《论日胜为宪政之兆》一文中，作者就将俄国的政治困境归结为上与下之间的隔阂：俄国国体，本合数种而成。[2]参见赖骏楠：梁启超政治思想中的‘个人与‘国家——以‘1903年转型为核心考察对象，《清华法学》2016年第3期，第149-157页。
真韩非所谓上下一日百战者哉。但所有这些事项都涉及资金问题，也就是征税和募集公债等财政问题。在论证该条款合宪性的同时，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中还提及了州法中关于规制虚假选举言论的条款。
各州立法所规制的选举言论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本文旨在梳理总结美国国内针对虚假选举言论进行规制的立法情况，阐明联邦和各州法院在审查该类立法的合宪性时所表达的观点，并指出虚假选举言论法律规制的必要性，提出解决相关问题的可能出路。2012年的United States v. Alvarez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再次引用了霍尔姆斯大法官的观点，认为对虚假言论最好的纠正方式是真实的言论。然而选举活动中虚假选举言论广泛传播，对选民理性抉择产生了不利影响，甚至危及选举本身的合法性和公正性。
从实践中的案例来看，置身于选举活动中的选民往往并不能分辨出言论自由市场中哪些言论是真实言论，哪些言论是虚假言论，真实言论并不一定总是能够击败虚假言论，虚假言论所带来的误解并不一定能够因真实言论的出现而得到有效的消除。进入专题： 虚假选举言论 言论自由 选举公正 第一修正案 。
斯卡利亚大法官在判决书中的反对意见中也对规制虚假选举言论的问题进行了阐述。SBA认为该条款违宪，向法院提起上诉。〔[7]〕选举言论因其关乎民主选举的进程，根据传统双阶理论的分类，无疑属于宪法所着力保障的高价值言论。（5）对某些其他危害选举的行为没有进行规制，且已规制的行为并不一定对选举造成重大伤害。
既然将政治性言论放在言论自由保护领域的核心位置的目的在于通过放开言论来促进民主政治的健康运行，〔[51]〕那么当虚假选举言论损害了这一初衷时，就不应该继续对该类特定言论一味强调毫无差别、毫无限制的保护。选举言论符合Meiklejohn对政治性言论所作的定义，应属于政治性言论的范畴。支持该提案的某学校官员向俄亥俄州选举委员会提起了诉状，称McIntyre散发匿名传单的行为违反了该州法典第3599.09(A)条〔[36]〕关于禁止散发匿名印刷品的规定。对一般公众发表的违法的虚假选举言论，给予轻微惩处，或者仅仅对其不实性进行公开宣告，以消弭其对选民决策造成的不利影响，同时轻微惩处或真实性宣告不至于产生寒蝉效应（chilling effect），抑制选民的辩论热情。
〔[24]〕在客观方面，俄勒冈州只将散布针对实质性事实（material fact）的虚假言论认定为违法，该州法律规定：本法禁止明知关于候选人、政治委员会（political committee）或者复决议案（measure）实质性事实的言论为虚假言论，或者无视该言论的真实性，指使他人书写、印刷、发行、张贴、传播或者散布含有该言论的信函、传单、布告、海报、图片或者其他出版物、单独或者与他人合谋刊登含有该言论的广告的行为。因此，政府对选举言论所施加的规制措施亦将受到严格的合宪性审查。
另一方面，在竞选过程中，当对方候选人采取不实言论攻击策略后，如果己方不以牙还牙进行相应的反击，就很可能在选票上付出惨重代价。如前文所述，选举言论固然具备此一特征，然而它同时承载着给选民——这一特定活动中的公众——提供资讯的作用。
〔[50]〕当今网络时代泛滥于世的虚假选举言论更是使不断恶化的选举公正问题雪上加霜，过分地强调言论自由市场理论对虚假选举言论的澄清作用无疑是不合时宜的。在平衡言论自由和选举公正两大利益的基础上，对虚假选举言论采取适当的规制措施无疑是相当必要的。为了达成该条款所追求的保护候选人的目的，只需要规制诽谤性的虚假选举言论即可，而该条款却同时规制非诽谤性的虚假选举言论，因此是欠缺严密考虑设计（not narrowly tailored）的条款，不能通过合宪性审查。但从最高法院在McIntyre案判决中的观点可以看出，最高法院认为为了保证选举的公平性和合法性，可以对虚假选举言论采取适当的规制措施。公共信息披露委员会根据该州法典第42.17.530(1)(a)条〔[44]〕对Rickert处以1000美元罚款。（2）没有将无关紧要的争讼排除在受理范围之外。
譬如，若选民知道攻击某位候选人的竞选广告是该候选人的对手所为，则选民自然会考虑对该广告中言论的真实性做进一步的分析。Cass Sunstein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双层理论（two-tier theory），主张政治性言论应该占据言论自由的核心地位。
但此案中的观点因不能符合联邦最高法院在2012年的United States v. Alvarez案〔[48]〕中提出的论点，因而应当重新予以审视。这些网站对系争选举言论进行调查和分析，并将真相传递给普通选民，无疑能够对选民获取准确的选举资讯、作出理性投票决策带来有利影响。
富兰克林郡普通诉讼法院（The Franklin County Court of Common Pleas）推翻了选举委员会的裁决，该法院认为McIntyre女士是以公开的方式向参会者散发的传单，而且传单中的言论并没有误导公众。〔[19]〕各州立法的内容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总结和把握。
其次，虚假选举言论不仅不会给选民提供有效的选举资讯，反而会损害政治对话的氛围和品质。其他18个州的法律在规制虚假选举言论时，则没有特别规定言论主体，任何人发表虚假选举言论，均有可能构成违法行为，例如科罗拉多州法典第1.13.109(1) (a)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在选民选举任何公职人员或议决任何议题的过程中，以影响选民投票为目的，通过信件、传单、广告、海报或者任何其他传播渠道，故意发表、广播、散布或者指示他人发表、广播、散布相关虚假言论。不同之处在于：第一，法庭中双方律师的辩论由法官裁判胜负，选举中的候选人则由选民投票决定走留。其中对政治广告进行规范的条款使刊登竞选广告的相关各方不得不对自己在广告中的言行进行审慎考虑，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虚假选举言论的产生和传播。
（二）State v. Jude案〔[38]〕——实际恶意标准 Jude于1994年参加了第六选区国会席位的竞选，选民投票日之前的一个周末，Jude在电视上刊登了一则含有虚假陈述的广告。在选举活动中，一旦虚假言论被选民采信，或将给公众带来十分不利的后果。
该言论后经证实为虚假言论。只有在经过充分的资讯交流之后，选民才可能充分了解各位候选人，最后透过比较做出明智的选择。
〔[4]〕这两则消息后来也均被确认为不实消息。俄亥俄州最高法院维持了上诉法院的判决。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候选人越来越倾向于使用网络媒体发布竞选广告、开展竞选活动。在一个自我治理的民主体制中，强调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具有相同的地位，要对公共政策做出明智的决定，必须要让和系争公共政策有关的事实和利益，都能够充分地且公平地呈现出来。〔[18]〕正直的候选人亦可能因为不愿被迫发表虚假攻击言论而拒绝参选，最终导致民主选举程序无法有效推选出真正优秀的政治领导者。由其他人支付并经候选人、候选人授权的政治委员会或其代理人批准的竞选广告，应当准确地披露该广告的支付者及其批准方。
首席法官Alexander同意Johnson等四名法官关于该条款因过于宽泛（overbroad）、欠缺严密考虑设计（not narrowly tailored）而违宪的观点，但他认为该条款保护候选人的目的可以为规制部分选举言论提供依据。但也有一些州只针对特定渠道发表的虚假选举言论进行规制，例如阿拉斯加州法典第15.13.095条规定：任何以干扰投票结果为目的，明知某项陈述为不实言论、或者无视该项陈述的真实性，仍在电话民调的过程中或者通过直接致电选民的方式向选民故意传播该项陈述，试图影响选民投票决策的行为，是违反本条款的行为。
未经候选人、候选人授权的政治委员会或其代理人批准的竞选广告，应当准确地披露支付者的姓名、固定住址、电话号码或者万维网网址，并声明该广告未经候选人或候选人授权的政治委员会批准。民主选举的功能无非是在诸多候选人的自由竞争中产生代表多数选民偏好的统治者，而选举是候选人和选民之间的资讯交换过程。
Madsen在反对意见中提到，该条款规制具有实际恶意的针对候选人的虚假选举言论，符合联邦最高法院在New York Times v. Sullivan案中提出的审查标准。同时认定规制该种行为的州法违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