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授权省级司法机关拟定地方标准。
翟小波《代议机关至上，还是司法化？》，载《中外法学》2006年第4期。[50]巴黎高等法院的注册和谏诤与其说是宪法审查，倒不如说是封闭的政治游戏。
参见[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642页。其实，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法权结构已经为宪法审查预设了民主审议功能，这一功能不应当被遮蔽起来。五、审查机关：民主对话平台的搭建者 马歇尔（Marshall ）大法官从解释者的角度敏锐地指出：我们正在解释的乃是一部宪法。从历史发展来看，在各国的制宪者由怀疑和敌视审查转向肯定和信任审查的过程中，关于狭义民主的流行观念正在发生变化。由于自我限制表明了合法性的原则，那么对自我限制的放弃，也就意味着民主的自行解体。
国家权力机关在人民代表大会制之下作为人民的法理化身没有背离人民的可能性，它并非西方代议制中那个可能背离人民并需要通过宪法审查来予以纠正的代议机关，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仍然存在权力边界，[30]且就事实层面而言，背离的可能性仍然存在。[4]李蕊佚：《司法审查制度的优化：民主对话理论》，载《法学评论》2013年第1期。第二，对宪法序言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目标及由此转换的宪法价值体系、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执政党—人民的主权结构、以人大为中心的政体及治理结构等中国宪法体制的构成，缺乏基于国家目标—国家性质—国家体制的规范整合，难以在社会主义国家形态与现代化目标之间实现体制性的融贯。
然而，对于身处科层体制的国家机关而言，将其自身行为普遍化为整体国家行为的观念和行为导向，却大范围存在于国家治理实践之中。在此基础上，遵从立法规定和精神，制定具体改革措施。尤应指出，法治经济建设还应遵循经由宪法表达的常识及其体制约束。以统一规则为导向、程序主义为机制、普遍适用为标准的法治是现代多元社会的基础性秩序维系方式，亦是多元整合达致公共利益的基本路径。
[23]以人大为核心的政体选择和治理结构优化，须回应如下议题： （一）人大的议题化转换及平衡 在宪法体制中，人大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事实上，较于农村，城市基层自治的形式相对多元。
但难以清除的民粹流毒和网络暴力，致使劣币祛除良币的反讽大行其道。治理过程遵循以证据规则、程序主义和法律适用为基础的专业逻辑。这一问题如不解决，城镇化愈是加快，国家治理的压力便愈大。以图式表达，即人民主权—代议政治—国家机构—公民的循环结构。
人大作为权力机关所享有的国家事务决定权，并非源于自身意志，而是来自人民—人大代表—人大民主结构对人民意志的传递。（三）整体性国家观念的生成机理 整体性的国家观念，并非中国所独有。因此，对于人大而言，宪法为维持阶层流动所设定的制度机制尤其关键。在此基础上，如何以体制性的设计，维系不同层级的机构和不同职权的部门与社会的关联，形成国家与社会有序界分但又密切关联的共同体，构成国家体制设计的重要命题。
尤其在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整合领域，法治无法直接涉及。依据社会的功能标准，社会可类型化为自治性的社会领域和公共性的社会领域。
[25]就前者而言，治理结构的调整首要在于以放管服改革为核心的法治政府建设，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和机构设置调整，规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一步释放和培育市场的自主力量。社会始终自主存在，国家统一秩序源于社会的相对自足。
它意味着治理结构须据此完成与主权结构的系统调适，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构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10] 那么，为何这一整体性观念在中国如此强烈，并渗入国家治理实践？大一统的传统儒法国家结构是民众观念的总体背景。齐佩利乌斯指出，政治系统的重要特征产生于有组织的结构中，同时在民主的回授作用的制度性支撑下，保有针对情势变化进行转型和调整的能力。[24]循此标准，在人大政体下，治理结构可提炼为立法—执行—监督的体系逻辑———立法落实主权意志，执行贯彻立法意志，监督督促及时正确执行。其目的就是尽量避免主权出场。对民众而言，将国家简化为国家机构的理解情有可原。
并且，由于近代革命的反复性，动员型的国家建构模式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群众路线表达了执政党凝聚人民意志的方式方法，但尚未进行规范层面的制度化。
但由于未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目标及其所依托的国家体制展开体系化的规范分析，客观上导致三种研究不足：第一，对政治宪法学理论基础的分析，虽清晰阐明了现代国家在多元间保持一统的政治结构，以及作为该结构基础的人民－公民的制度关联和循环逻辑，[1]但没有明确提炼出中国宪法体制的规范结构。现代国家通过主权意志整合和民主程序汇聚人民的价值认同，将其凝聚为国家目标和价值体系，并以立法加以制度化。
而这恰恰是祛除全能型国家观念的最大障碍。中国共产党作为新的统合基础，以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为标准，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确定为国体，在此基础上以爱国统一战线团结其他阶层，在将执政党权威正当化的同时，亦实质性地描述了国家理想，由此契合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主权原理，在阶级斗争论的基础上丰富了阶层团结的国家统合任务，完成新中国的建国使命。
上述过程，由公民监督权启动，在逻辑上跳出治理结构—公民的单向服从关系，形成公民向公众人民的逐步回归，依托公共舆论和主权权威，给治理结构下的立法和执法施加压力。在阶层日益分化的当下，人大的这一功能必将高度凸显。在法治国家，义务（职权）法定是基本遵循，立法是权利义务分配的主要形式。[21]党内法规建设的目标指向执政法治化，推进党的领导向适应多元社会的执政方式的现代化转型。
二是作为体制（制度体系）的国家。３．群众动员对国家机构职权分工体系的冲击。
因此，理解人大功能，应将其与主权结构关联，置于执政党—人民—人大结构中。但整合是逻辑上的，并不消灭现实差异。
法律监督区分为人员监督和行为监督。实际上，人大常委会作为常设机关，在代表和人大因客观原因有所虚化的情况下，如何保持与代表意志的紧密关联，并受到代表的有效监督，是维系人大民主性的核心问题。
如何在治理结构中通过公有制管理和运行体制的结构创新来消弥这一冲突，是人民主权在经济主权维度的彰显。３．国家组织后，应当如何运行。其目的是为规范地方红头文件决策恣意，将地方决策纳入立法程序，以立法程序和备案审查促进地方治理的法治转型，最终指向以地方民主立法过程为基本、中央立法程序控制为主线的央地权限划分的法治化格局。另一方面可在特定条件下与群众路线相结合，通过执政党意志来促进治理调整，回应公民诉求。
２．党与群众关联的制度化建设。在这一循环中，隐没于政体之后的主权权威，可在特定条件下由特定方式出场，由此保持了主权结构对治理结构的恒在压力，也避免了主权者出场的民粹风险和无组织化暴力。
第二，国家进行精神文明建设，是否等同于政府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宪法第２４条规定国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否就意味着部分政府主管部门可以依此进行文化限制和道德干预？国家进行精神文明建设，遵循国家的组织和运行逻辑。若人大的这一功能无法发挥，即使有高度统合的主权意志的支持，也不可能实现有效治理。
加之信息爆炸所致的热点高速转移，反而降低了专注和敏感，制造了表面繁荣但内在空虚的公共领域，娱乐、情绪、民粹在其中大肆泛滥。当代中国执政党领导人民的主权结构及由此凝聚的国家目标，根本性地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组织原理和中国宪法体制组织结构的中国化。
